在下榻的宾馆内，盖之庸原打算随便翻翻书桌上的一本《你好，红山》。打开书后，他却被一句话深深吸引：“经过学者们一百年来的不懈努力，红山文化逐渐成为实证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案例，并且形成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红山模式。”

盖之庸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22日，他在参加中华文明的璀璨星辰“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讨会时对记者表示，这句话恰切地将内蒙古、辽宁两地与红山文化串联起来，一串就是70年。

“在中国，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先生是最初对红山文化进行探索的中国学者，但真正将红山文化进行命名则是他的弟子尹达。”23日一早，赤峰博物院副院长、《你好，红山》一书作者秦博对记者表示，“实际上尹达是在梁思永的建议下，正式命名了红山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陈星灿认为，尹达先生于1954年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首次提出红山文化，这在红山文化研究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多数受访学者称，事实上在此之前，一批批海外学者亦曾对红山文化进行了关注。

1906年后，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曾在红山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文物标本，并发表文章向世界传递了红山文化的信息；1919年法国人桑志华、德日进亦踏足红山，并撰写文章；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辽宁沙锅屯洞穴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包含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遗物，该工作使得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一道成为中国最早被考古工作者揭示出来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笑冰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上接辽西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以其玉器传统、礼制建筑闻名中外。从1954年迄今，内蒙古与辽宁因红山文化而在考古学领域逐步获得巨大知名度。

图为元宝山积石冢考古现场。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近期在内蒙古元宝山积石冢进行的考古工作，亦侧面证实了赤峰地区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之间联系的紧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党郁表示，积石冢内大墓出土的玉龙，是目前考古发掘出土中体量最大的一件；一次性出土百余件红山文化玉器，基本涵盖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大部分类型，填补了内蒙古地区考古出土玉器研究的空白。

图为牛河梁遗址地形图(资料图)。秦博供图

“最新考古显示，(辽宁)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是经过统一规划设计并在较短时期内集中兴建的台基建筑群，凸显了红山社会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郭明表示，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已知规模最大、由多个遗址点构成的遗址群，其考古工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坛庙冢”为代表的遗迹、精美玉器表现出的“玉礼制”等一系列考古发现，奠定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内蒙古、辽宁地区的红山文化，亦曾得到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的高度评价。他称，红山文化“象征中华文明曙光应当是恰如其分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认为，距今6000年前后是“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的关键时期，红山文化则成为最早的“早期中华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重要的源头，红山文化是最早参与到一体化进程中的古国文明之一。在郭明看来，红山文化积石冢形成的用玉制度，开中国玉礼器、玉礼制之先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祭司作为媒介、沟通天地的基本结构，也是后世“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早蓝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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